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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四军海防部队:战果令日本《朝日新闻》惊呼

来源:未知 作者:好妹妹 人气: 发布时间:2016-04-19
摘要:本文摘自:中国共产党历史网,作者:曹晋杰,原题:《新四军海防部队纪事》 1949年4月23日,华东海军司令部在泰州市郊白马庙宣告成立,张爱萍任司令员兼政委,在南京笆斗山江面宣布起义的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司令、中共秘密党员林遵任副司令员,第三野战军三

本文摘自:中国共产党历史网,作者:曹晋杰,原题:《新四军海防部队纪事》

  1949年4月23日,华东海军司令部在泰州市郊白马庙宣告成立,张爱萍任司令员兼政委,在南京笆斗山江面宣布起义的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司令、中共秘密党员林遵任副司令员,第三野战军三十四军政委赵启民任副政委。这一天,是中国人民海军诞生的纪念日。其实,早在1940年11月,华中新四军、八路军总指挥部代总指挥陈毅、政委胡服(刘少奇)就把组建新四军海防部队提上了议事日程。从苏中、苏北到浙东,抗日根据地的千里海防线面临着众多日伪军和海匪的威胁。为此,新四军先后组建了几支海防部队,开展海上游击战,打破日伪军的海上军事和经济封锁,同时粉碎了日伪军从海陆夹击我沿海抗日民主根据地的阴谋,守卫了坚持华中敌后抗日的生命线。新四军组建的几支海防部队,在千里海防线上同日伪军进行了难以计数的英勇顽强的战斗,为新四军坚持华中敌后抗日斗争、夺取抗战最后胜利,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众多研究近现代史的专家学者把新四军海防部队称之为“人民海军的摇篮”。

  顽强阻击,歼灭日伪军有生力量

 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,海上游击战是一个新的课题。从作战对象看,有日军的兵舰、汽艇,有伪军的哨船,也有海匪,更多的是伪匪一体的海霸。在作战中,新四军海防部队探索海战规律,积累海战经验,先后进行大小战斗700余次,毙伤俘日、伪、顽、匪超过万人,击沉、击毁敌舰、船百余只,缴获武器弹药及其他物资无数,取得了歼灭战、伏击战、追击战、偷袭战、截击战、遭遇战等一系列战斗的胜利。

  其中,争夺海岛的战斗最为激烈,这里以大渔山岛争夺战为例。这个小岛面积不过9平方公里,但战略地位很重要,是上海到宁波、舟山之间的必经之地,控制住这个岛,就能控制来往船只,打击和切断日军向舟山、岱山等地的补给运输。时任浙东纵队海防大队副大队长的陈铁康,趁岛上还没有日军驻守,率领一中队76名指战员,分乘5条帆船登上大渔山岛。由于岛上汉奸张阿龙的告密,日军唯恐失去对舟山群岛海上门户的控制,于1944年8月25日,调动日军近200人,伪军300余人,巡洋舰1艘,炮艇、登陆艇7艘,机帆船5艘,飞机2架,气势汹汹地向大渔山岛扑来。陈铁康指挥一中队指战员,跑步进入湖头庄、打旗岗、大岔岗阵地,严阵以待。第二天上午8时许,日机先对我阵地轮番扫射,接着日舰艇的大炮、机关枪一齐向我阵地轰击,顿时弹石横飞,硝烟弥漫。大批敌人在火力掩护下,首先从打旗岗两个岔口内登陆,拼命向我进攻。我军居高临下,猛烈阻击,打得敌人伤亡惨重,敌惊慌失措,停止进攻。从湖头庄登陆的大批敌人,也向我军阵地展开猛烈攻击,同样被我军英勇击退。随后,日伪军再次组织力量强攻,敌舰艇上的大炮、机关枪,加上登陆后的陆军向我轮番轰击,企图一鼓作气占领我山头阵地。但我坚守山头阵地的勇士们,顽强抵抗,激战到中午,打得敌人一次又一次败下阵去。一直战至下午2时左右,在敌人炮火轮翻猛烈轰击和敌军反复冲杀下,湖头庄阵地守军伤亡惨重,最后阵地上只剩下班长张宗发和船老大张小弟。敌人见枪声稀疏下来,才提着胆冲上来。张小弟瞄准冲在前面的一手持旗、一手持刀的日军指挥官开了一枪,不料却是哑火弹。张宗发随即扔出仅存的一颗手榴弹,亦未爆炸,但已吓得冲在前面的敌兵倒退了几步。在敌人密集的火力下,张宗发英勇牺牲。在打旗岗阵地,战至危急关头,中队指导员兼党支部书记洪珠一面将文件烧毁,一面收集伤亡战友身上的子弹、手榴弹,分发给大家继续战斗。但阵地上伤亡过大,弹药耗尽,战至最后,面对冲上来的敌人,指战员们宁死不屈,42名官兵壮烈殉国。最后,海防大队援军赶来接应,32名受伤的指战员在副大队长陈铁康带领下,从大渔山撤到滩浒岛。日伪军占领大渔山岛后,我海防部队不断袭扰,日伪军的弹药、生活用品得不到及时供应,只得被迫撤走了。

  守卫港湾的战斗任务同样重要。为了从海上入侵内河,1942年2月下旬,从青岛开来一艘日伪海军军舰,停泊在射阳港外,在海面上抛设若干浮桶,在港口内南大港的沙滩上竖了10多根毛竹,作为导航标识(渔民称之为“灯杆”)。为不让日军占领射阳港,盐东县海防大队动员射阳港下老湖渔民陈必中、张以亮等人,穿上皮岔衣(渔民下水时穿的一种橡皮衣服),夜间匍匐前进1公里多路,爬到海边,顺着海流漂到日军所设导航标识处,把10多处导航标识一一拔除。由于导航标识被破坏,日艇摸不到进港航道,几次搁浅在拦门沙上。气急败坏的日伪军又进驻射阳港口北岸东小海的二港处,准备专门建造一座钢筋混凝土炮楼,既作为舰艇进出港口的导航标识,又用来拦截我海防部队和沿海渔船出入。根据渔民提供的情报,在敌人将建筑材料运到工地时,盐东县海防大队长派三营毛营长带领所部,抢在炮楼建筑前消灭这股日伪军。第二天夜晚,毛营长率领部队在当地渔民的支持配合下,对工地上的日伪驻军发动突然袭击,经过一夜的激烈战斗,打死1名伪军、淹死1名日军,其余8名日军和40多名伪军全部被活捉,并缴获机枪2挺,步枪数十支及弹药若干,我方无一伤亡。战斗结束后,海防大队将所有建筑炮楼的器材全部分给渔民。这次战斗,彻底摧毁了日军在射阳港口建造导航标识——炮楼的美梦。

  我海防部队主要在海上活动,经常与日伪海军打遭遇战,根据敌人的多寡,有必胜把握就将敌人坚决歼灭,敌众我寡则保存自己有生力量,边打边撤,总之不打赔本的仗。1942年12月,浙东海防大队何亦达中队奉大队长张大鹏之命,率哨船3艘东驶新浦港与徐敏中队会师。当我船队途经庵东海面时,庵东伪军陆安石部9条哨船先后起篷,向我船队进逼,妄图一举歼灭我船队。敌我双方的哨船,都在乘风破浪地前进,距离由三五百米缩小到二三百米,接着,敌船开始向我船射击。为了隐蔽接敌,我船佯作不睬。当先头敌船与我相距五六十米时,机枪手陈大德突然开火,左右两翼船上的机枪也接着开火。猛烈的枪声吓得敌先头船立即调头逃遁。后续的敌船还在向我射击,陈大德手端机枪,站立身子,接连打了两梭子,后续敌哨船的火力被压下了。没想到这条船是伪军的指挥船,其舵手被我击毙,敌船因无人驾驶,在海上团团打转。其他几条敌伪哨船见指挥船被打,吓得慌忙调转船头而去。经过短短半个多小时的战斗,我军毙伤敌伪12人,其中击毙敌副连长1名,自身无一伤亡,打出了海上战斗以少胜多的战例。

  主动出击日伪军运货船队,给日伪军“以战养战”的阴谋以沉重打击

  浙东三北的海岸线,东起伏龙山,西至曹娥江,长约150公里。这里物产丰富,盛产大米、棉花、毛竹、食盐、茶叶等,日军对这里的每次“扫荡”总是伴随着抢劫。为了对抗敌人的经济掠夺,浙东海防大队设立东区、西区两个税务所,凡是驶往日伪港口、行踪可疑的船只,都要进站详细检查。海防部队还经常神出鬼没,利用夜色潜入日伪据点镇海、澥浦等港,将装有大米、棉花、布匹、西药的敌船押运回来。在日军“扫荡”时,海防大队还在杭甬铁路线上,配合地方武装、民兵和群众,破坏铁路,将拆下的钢轨,由海上运往苏中、苏北抗日根据地,交给新四军军工厂制造武器,再运回枪支、生猪等物资,互相支援。

  浙东纵队海防大队驻地在慈溪县靠海边的古窑浦,西南面是浙东沿海最大的盐场——庵东盐场。盐工们长年累月顶着烈日冒着严寒,辛勤劳作,可收获的辛劳果实,到头来却被日军掠夺去了。庵东的盐场管理处就是日军掠夺食盐的专门机构,他们抢夺了100多艘帆船,用作运送食盐的工具。对船工只管吃饭,不付工资,如有逃亡,便施以刑罚甚至枪杀。1944年4月的一天,海防大队领导在海塘上用望远镜观察海面,发现海上几十条重载帆船,由西向东驶去,判断其是日军抢运食盐的船队。大队领导下决心要截击被日军掠夺去的这批食盐。于是,我海防大队3艘战船设伏于小黄山脚下,当日军运盐船队出现时,马上抢占上风,当头拦截,并鸣枪警告,令其改向,驶进古窑浦港。我古窑浦办事处人员一面发动群众,挑盐上岸或驳运转内河疏散,一面联系商行出售食盐,然后由商行与浙东三北行署财委结账,上缴金库。我军按船登记,给每名船工发猪肉1斤、白酒1斤、大洋3元,以资鼓励。这种做法收到很好效果。在第二、第三次拦截时,只要海防大队战船上旗语一摇,盐船就鱼贯驶入古窑浦港,这样前后共拦击了10余次,截获的盐船有时七八条,有时10余条,最多时20余条,不仅解决了当时我军经费困难问题,更重要的是取得了反击日伪掠夺我盐业资源的胜利。

  敌运盐船不断被我海防大队截击,日军在庵东的盐务管理处主任小林气急败坏,请求驻镇海的日伪海军派汽艇报复。1945年4月,我海防大队偷袭庵东盐场敌运盐船的第二天清晨,镇海方向驶来几条日军的铁壳小汽艇,于七姐八妹山和海黄山之间,来回巡弋,随后径直向海黄山驶来。隐蔽在海黄山南侧的我海防大队第二中队排长钱觉民发现敌情后,当即带一个机枪班,通过茂密的细竹丛,秘密地运动到海黄山上,并选择有利地形设伏。3条哨船泊于深水中,机动接应。下午4时20分,日军3条汽艇驶近,1条木质汽艇先行,接近我军设伏阵地。当相距四五十米时,钱觉民一声令下,机枪、步枪突然一齐开火,手榴弹在敌船舱内爆炸,打得敌汽艇机舱冒烟,引擎熄火,一下失控,在海黄山脚下团团打转。当敌先行汽艇被打时,后续两只汽艇立刻改变航向,一会儿向南,一会儿向西南,避开我海防战士的火力,其中一条较大的汽艇,用重机枪向山头疯狂射击,掩护另一艘汽艇,抛绳拉缆拖着受伤汽艇向北逃遁。此后,日军采用武装押运、汽艇护航的方式运盐。我海防大队战船也改变战法,进行拦腰出击,后面的运盐船队见我战船出现,船老大就减速航行,继而跟随我战船而去。敌人无可奈何,小林被迫派代表找我方谈判,结果,向我海防大队一次交纳了抗日捐300万元。后来,敌人慑于我方军威,盐船改走西线钱塘江,从杭州再装船去日本。我海防大队发现后,又在西海域拦击。小林没有办法,只得又改道由乍浦经内河运上海,并让伪中央警卫团武装押运护送。由于这条线路离浙东根据地太远,拦下来的运盐船搬运也有困难,所以海防大队暂停了截击。

  1944年7月8日,浙东海防大队在梅园丘外海,截获伪绍兴县长的物资船2艘,将大米、西药等物资予以没收。1945年4月25日,在梅园丘外海截获日伪货运船3艘,除缴获一批棉花、食盐等物资外,还缴获步枪2支,子弹200多发。同年5月,在海黄山海面,发现几艘可疑货船,经战斗后,截获伪军货船1艘、步枪4支。6月,海防大队一中队指导员陆贤章率领战船潜入敌据点澥浦,查获几艘不法商人货船,迫使其缴纳抗日捐税。8月,在曹娥江、沥海所海面,发现一艘日伪翘头沙飞船向杭州湾小口驶去,经检查,查获松板、大米等物资,缴步枪5支。海防大队多次截击敌海运物资,不仅增加了财政收入,而且打击了日伪海上势力,壮大了海防大队的军威。

  1946年3月,华中海防纵队到苏北燕尾港,掩护我方抢运海盐。燕尾港是当时全国最大的淮北盐场所在地,也是国民党在华中地区的重要财政收入来源,国民党军企图独占这个盐场的海盐。华中军区首长获悉后,组织和动员了苏北、苏中沿海数十万民工、400艘海船,提前抢运燕尾港海盐。华中海防纵队司令员吴福海奉命集中海防部队40艘战船、2个营的兵力,约五六百名指战员,在运盐船队周围护航。这次抢运海盐,前后历时4个月,共抢运海盐250万石(内河抢运与其他单位抢运的不计在内)。在整个护航期间,只要敌人不出连云港花果山,海防部队就不主动出击,以确保运盐船队的安全。国民党军见我方严阵以待,亦不敢贸然进犯。这批海盐运入苏中、苏北解放区后,解决了军民的食盐和渔民的生产用盐问题,并用食盐换取了大量其他物资,从而大大地加强了解放区的经济实力。

  积极护渔、护航,保护渔民、商船的生命财产安全

  长江口东北约250公里处,有个著名的吕泗渔场,盛产黄花鱼。渔民传说:“一天好产一条金牛!”每年清明节过后,山东、江苏、浙江、福建和台湾,以及跨海而来的朝鲜、日本的渔民,纷纷来到渔场。在这百里渔场中,约有万余条渔船,争先恐后下网捕鱼。1944年春天,在黄花渔汛即将到来之前,我苏中海防团得到情报:驻江南浏河的伪税警大队仲炳炎部,要窜来渔场“收税”并抢劫渔船。苏中海防团司令陶勇、政委吉洛(姬鹏飞)、政治部副主任何振声等领导闻讯后,立即研究部署护渔任务。黄花渔汛有3个潮汛:第一汛是小汛;第二汛是大汛,即鱼群大发,是捕鱼关键的一汛;第三汛比第二汛鱼群小些。海防团首长分析估计,伪匪主要在第二汛出来骚扰、抢掠。因此,海防团把主要兵力集中放在第二汛期。第一汛时,只派少数战船编队出海巡逻。第二汛时,海防团主力就全部出动了,3个营加上部分渔民自卫队,浩浩荡荡32条船编队出海。孙仲明与柴如奎率二营为第一队,曾洪祥与王全率一营为第二队,赵荣生率三营为第三队,渔民自卫队由陈廷刚和陈一诚率领,负责侦察、后援任务。3个梯队均配置了重机枪和八二炮。陆洲舫和陈尔胜在海防团指挥船上,负责总指挥。开始一、二小时里没有发现敌情,渔船竞相捕鱼。不一会儿,渔场的西南方向响起枪声,孙仲明的第一船队与敌伪税警队交上火了,枪声越来越急,指挥船立即发出信号,命令曾洪祥率第二船队迅速增援。海防团船队抢占了上风,实行近战,手榴弹、八二炮弹纷纷落入敌船。伪税警大队长仲炳炎乘一条又大又快的5桅篷铁甲船,走在前面,迎面接近我第二船队,我排长季九雄、陈维寿、胡进才等率领的3条突击队船,顺风迅猛冲击,先打沉敌船1条,又重伤2条船,直逼敌指挥船。作为伪军仲炳炎后盾的日军3条铁壳子船见势不妙,掉头向长江口溜了。此时,气候突变,海上刮起飓风,恶浪滔天,伪敌兵晕船呕吐,船只失控,被浪掀翻沉没。海防团除两条船桅杆被狂风折断,战士伤亡8名(孙仲明指挥船上伤亡4名,一营四连伤亡班长王玉山和战士各1名,二营四连伤2名)外,全部船只安全返航。苏中海防团取得了这一次海战的胜利,致使伪匪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龟缩在据点里,不敢出海骚扰,从而保证了沿海渔民在海上渔业生产的安全。当时日本东京的《朝日新闻》曾惶恐地惊呼:“华东沿海从连云港起到上海止,有游弋不定的新四军水兵!”

  负责守卫转移到海上的我军后勤各部门,确保抗币印制、军工生产和卫生工作正常进行

  1941年12月,日伪军2万余人对苏中根据地进行大“扫荡”,在一些主要城镇建立据点,在主要河道、港汊设立关卡,使我军活动遭遇大困难。新四军一师兼苏中军区指示:“为确保后方安全,军区后勤机关除能随军行动外,其他如军工厂、印钞厂、江淮银行、被服厂、印刷厂、金库、通信仓库、军械仓库、山炮连随海防团一起行动,医院的药品、卫生材料也转移到海上去。”苏中军区军工厂搬迁到一条名叫“咸菜瓢”的大船上,流动在弶港、何家灶、王港闸一带海上,正常开工修理枪炮,翻造步枪、手枪子弹,制造炸药、手榴弹,供应前方急需的枪炮、弹药。后来敌情更紧张了,根据苏中军区首长指示,将军工厂转移到盐阜区笆斗山、青竹山一带海上,继续进行军工生产。反“扫荡”、反“清乡”取得胜利后,军工厂随海防团回到苏中,仍坚持在海上进行军工生产。一次,工人们正在修理一门山炮,突遇日伪军偷袭,工人们沉着应战,用一发炮弹打去,吓得敌船狼狈而逃,负责保卫军工厂安全的海防一团指战员迅速出动追击,在海防三团陆洲舫部的配合下,经过一场激战,俘虏了20余名日本兵。

  1942年底,日伪对苏北发动第二次大“扫荡”,新四军军部向淮南黄花塘转移,江淮银行包括金库、印钞厂也要转移。印钞厂动员了一批女工回上海,留下的人转移到海船上去生产。1943年1月,由于受到日、伪、顽的夹击,形势严酷,印钞厂人员和印钞设备全部登船,转移到弶港与掘港之间的深海。船员缺少淡水、蔬菜,生活艰难;没有冬衣,大家冻得发抖;加上海浪颠簸,晕船呕吐,凹凸版印刷机也不能正常工作。只有在退潮时,由舒琪、陈真在舱中开动印钞机,赶印“江淮银行”抗币;其他人在海滩上捡些海蛏子当菜吃,涨潮时就上船。敌情紧急时,只好在海上打游击,每天都要在深海航行,与日伪、海匪周旋。

  一师卫生部长李振湘派材料科长张启隆与海防团接上关系,雇用了船只,动员沿海民兵用牛车,将分散打埋伏的药品、卫生材料分路沿线集中,直运停泊在弶港的海船上。随后,材料科人员一分为二,张启隆带领殷才高、叶振东等人,仍随后方医院留在陆上,留一部分药材打埋伏,以便随时应急用;下海人员由药剂主任许文华负责,带领余怡德、沈士林,及新来的周萍、乐美新、王瑞等人,还配了两名炊事员。1942年元旦,敌人出动“扫荡”时,卫生船队迅速下海转移,随海防团船队南北流动。卫生船队每到一地进港靠岸,师部后方医院、直属疗养所和各旅、团的卫生所、门诊部需要的药品、卫生材料,都由李振湘亲自审批,前来领取。卫生船队还建立了一个小药库,由乐美新负责,专门对海防团及直属单位供应药品和卫生材料。陆上环境险恶时,医政科长陈耀汉也带领医护人员和重伤员登上海船,与卫生船队一起行动。新四军卫生部长沈其震曾来海上视察卫生船队,他肯定了“药材在海上供应”的做法,认为卫生船队海上集中供药,比陆上药材分散打埋伏,发一次药跑几个地方要方便安全得多。我军在上海采购的药材,通过外地商船运过来,我船驶到海上深水处过船卸货,安全方便。由于药材充足,做到了供应及时迅速。

  作为海上交通线,成功接送我党政干部、军队指战员、进步文化人、爱国青年、国际友人

  据新四军海防部队老同志回忆,抗战时期,新四军海防部队化装接送出入苏中、苏北、浙东的各方面人士,数以上百批,总人数达千余人。1941年冬和1942年春,来自香港、桂林、重庆等地的一批进步文化人如邹韬奋、范长江、许幸之、莫朴等,经上海秘密党组织安排,由苏中海防团派人接送,先后来到盐城新四军军部。著名画家、木刻家赖少其夫妇从上饶集中营逃出后,与奥地利医生罗生特、德国进步记者汉斯·希伯夫妇等,也是乘坐苏中海防团的指挥船,安全到达苏北王港闸,而后转到新四军军部的。1942年3月,刘少奇一行奉命返延安,从阜宁废黄河口出海,由盐东县海防大队武装护送至胶东柘汪,再由山东纵队三旅海防中队接送至微山湖,安全进入华北八路军防区。1943年2月,由新四军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张凯率领的政治部及直属机关的江岚、丁公量、徐放、黄源、陈洪、谢飞等人,由周强、周一光陪同,于启东回龙镇附近秘密登上苏中海防团的船赴浙东。是夜月光皎洁,海滩寂静,海浪滔滔,徐放有感于此,作诗留念,诗曰:“孤舟挂征帆,海阔心潮急。沙洲月光澜,寇深民愤懑。滔滔万里浪,同仇肝胆照。飒飒朔风寒,偷渡戍明山。”

  1943年6月,浙纵海防大队接到上级通知说:有一位胡先生,须送到长沟乡浙东纵队五支队长连柏生处,并再三叮嘱要特别小心,确保安全。当时大队长张大鹏意识到这是一位重要干部,特地借了一套伪军装,叫了一辆独轮车,接了这位胡先生,让胡先生穿好伪军装,混过万祥伪军据点,安全到达长沟乡连柏生处。事后才知道,这位胡先生就是中共浙东区委书记谭启龙。同年7月,谭启龙到达浙东后,为加强浙东根据地建设,苏北、苏中动员了一批干部前来支援,海防大队派一中队指导员胡汉萍协助周强,做好这批干部的接运工作。从苏北到浙东,线路长,情况杂,关口多,险情大,海门牛洪港驻有伪军,长江口有日军兵舰或巡逻艇游弋,白龙港又是海匪张阿六的老窝,要力争偷渡成功,有很大风险。第一批接送的干部,有浙东纵队司令员何克希、主任张文碧、参谋长刘亨云以及张季伦、张浪、余旭飞、戈阳、沈菊祥等10多位干部,他们登船前化装成商人或小贩,从苏北横渡长江顺利到达浦东,再由海防大队武装护送,从潘家泓登船出海,适逢顺风,经一个晚上安全抵达浙东。第二批是由胡汉萍的三号船和黄克敏的二号船负责接送,从浦东到苏北的,可是当两船航行到海门牛洪港附近,失去了联系。胡汉萍的三号船遇上伪军的哨船被扣,黄克敏的二号船虽混进了牛洪港,但他身上没带介绍信,又不知道联络地点和暗号,幸亏找到了我行署专员赵健民,终于接到了钟发宗等20多位团、营干部。他们化装成小贩,混过伪军据点,登上二号船,船经崇明海域时又遇到伪军哨船拦截盘查,大家化装得很好,黄克敏热情向伪军敬烟献茶这才应付过去,总算到达浦东,由海防大队送往浙东。第三批23位同志(9男14女),由中共盐阜区海上工作委员会从苏北直接运到浙东古窑浦港后,再由海防大队负责护送到浙东纵队部。

  1945年10月新四军北撤途中,何亦达、鲁冰、洪星率领浙东军政干校学员百余人,北撤途经滩浒海面适遇大风, 3条船不得不靠拢滩浒,经何亦达用旗语联系,驻滩浒的“白皮红心”国民党海军倪永祥部看清后,亲自下船迎接,在滩浒停留了3天,观赏了海岛风光,顺利到达了苏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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